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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商精神与晋商及徽商之比较

信息来源:四川省河南商会     点击数:3605次    更新时间:2011-08-06 17:16:41

      自古以来中原地区就是我国商人、商业和商文化的重要发源地,我国早期的商业活动、商人代表和商业理论都可认为是源自河南,因此豫商是我国最早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商业群体,在中国早期的商帮文化里,豫商占有重要地位。而康百万家族无疑是近代豫商的代表之一,其经营思想、经营方式、经营地域、文化理念、财富使用等方面都代表了豫商独特的精神气质。


    长期以来,学界对晋商、徽商研究甚细,而对豫商言之尚少,且概念模糊,乃至明清十大商帮上都缺失了“豫商”的名字,而在中国新五大商帮里,豫商更是寂寂无名,让源远流长的“商道”精神在中原大地上几乎无所依托。


  河南是中国商文化的发源地。辛树帜《禹贡新解》因丁山《九州通考》说,豫州以谢地得名,《诗·嵩高》、《郑语》记载了周宣王为申伯营谢,甚至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郑桓公也曾经打算迁往于此,可见在先秦时期河南地区的环境之优美舒适,宜耕宜居,交通便利,正是诸多的便利条件,剩余产品的大量出现增加了商品交换的可能,“殷人重贾”也就成为一个必然的社会风气。并且河南商人经商的传统由来已久,在中国早期的商帮文化里,豫商是领导者。我国最早有史书记载的商业活动,就是夏朝中期殷人“肇牵牛车而远贾”,居住于今河南商丘的商始祖王亥带领商族人“做服牛”“以为民利”,以帛和牛当货币,在部落间进行交易。“商人”一词由此得名。南阳的范蠡和濮阳的吕不韦堪称时代商雄,商丘之计然是为中国最早的商业理论家;范蠡以计然为师将商业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,“情商”吕不韦,筹划完成了“货天下”的宏图大业,堪称一代人杰。早期的豫商精神集大成者洛阳人白圭在说到经商之道时讲:“吾治生产,犹伊尹、吕尚之谋,孙武用兵,商鞅行法是也。”概括之,我们可以说是“智”、“勇”、“仁”、“强”的能力和行为素质,并且他把经商与智慧、道德相互联系,形成了豫商乃至整个中国商业精神的内核,以致太史公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里,毕恭毕敬地将白圭奉为“天下治生祖”。除了优秀的商业精英,汉唐时代的洛阳、北宋的都城汴京,不仅是全国的政治、文化中心,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、最繁荣的商业都市。北宋以后,虽然经济、政治中心南移,但中原大地的开封、洛阳、商丘等地仍然是繁华的商埠重镇。


  提起豫商,尤其不能不提纵跨明、清、民国三个历史时期,富裕十二代,历经四百多年辉煌的巩义康百万家族,该家族可称为历史上豫商当之无愧的代表。康家从明朝中期以经营店铺起家,以利用漕运发家,以收购土地兴家,以儒家文化传家。其产业巨大,声名显赫,他们运用手中财富,凭借黄河、洛河舟楫之便,搞航运贸易,经营盐业、木材、粮食、棉花、布匹、丝绸、钱庄、药材等。到清代中期,康百万家族富甲豫、鲁、陕三省、船行洛、黄、运、泾、渭、沂六河,两次悬挂“良田千顷”金字招牌,土地达十八万亩,财富无以数计,成为中原一大富豪。民谚称其“头枕泾阳、西安,脚踏临沂、济南;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,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”。一九○○年八国联军攻战北京期间,康家曾为慈禧太后、光绪皇帝在黑石关修建行宫、架设浮桥、铺设御道,还向朝廷奉献百万银两,被慈禧太后赐封“康百万”,名扬天下。民间百姓还将康百万与巨富沈万三、阮子兰并称为“三大活财神”,印成年画张贴,祈致财富。


  中国人常言“富不过三代”,而康百万家族却创造了中国财富的神话,堪称一代儒商的典范、豫商的楷模,特别是其富含哲理的家训《留余》令人印象至深:


  留耕道人《四留铭》云:“留有余,不尽之福以还造化;留有余,不尽之禄以还朝廷;留有余,不尽之财以还百姓;留有余,不尽之福以还子孙。”盖造物忌盈,事太尽,未有不贻后悔者。高景逸所云:“临事让人一步,自有余地;临财放宽一分,自有余味。”推之,凡事皆然。坦园老伯以“留余”二字颜其堂,盖取留耕道人之铭,以示其子孙者。为题数语,并取夏峰先生训其诸子之词以括之曰:“若辈知昌家之道乎?留余忌尽而已。”时同治辛未端月朔愚侄牛敬题。


  世代相传的“留余”祖训所体现的“尚中庸、积荫德、重家教”思想正是传统豫商精神的精髓,与新时期和谐的商业道德要求殊途同归。


  以康百万家族为例,可以看出豫商和晋商、徽商在经营思想、经营方式、经营地域、文化理念、财富使用等方面存在着的诸多差异。


  从经营思想上看,晋商重钱不重官,“学而优则贾”(山西常氏家训),全心做生意,从小就教育孩子如何赚钱;徽商重官不重钱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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